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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判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作者:闫丽杰  发布时间:2015-02-10 16:59:07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一种“合二为一”的诉讼制度,合“刑事”与“民事”诉讼为一体,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确立是法治的进步,在诉讼过程中一并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不仅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而且有利于保持裁判的统一性与一致性,避免民事与刑事不同审判组织之间裁判结果相矛盾。《刑法修正案八》与新《刑诉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作了调整与变动,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更加完善,但是仍有不完美之处,本文将立足于司法实践,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一、近三年我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情况统计

    2010年至2013年我院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情况统计表

年份/罪名/裁判结果 罪名 裁判结果

故意伤害 交通肇事 抢劫 强奸 危险驾驶 非法拘禁 妨害公务 放火 故意杀人 判决 调解 撤诉

2011 33 13 3 2 1 10 1 41

2012 18 10 1 2 2 2 13 22

2013 38 12 3 2 1 1 1 1 11 48

     2011年至2013年,我院共审结附带民事案件146件,其中,故意伤害附带民事案件89件,占61.0%,所占比重最高;交通肇事案件35件,占24.0%,比例也很大;抢劫、强奸、故意杀人等22件,占15.0%。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多为侵犯被害人身体权利、健康权利,对被害人致伤致残的案件,此类案件多关乎被害人未来生活保障或医疗费用问题,涉及被害人的基本人权,审理此类案件时应慎之又慎,不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应兼顾被害人的民事赔偿,尽力弥补被害人的损失。

    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刑法修正案(八)》与新《刑诉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了修改与完善,但是对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仍然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新《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该条确立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并案审为原则,以分案审为例外,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应把刑事及由其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进行合并审理,即使分案审理,也必须由同一审判组织按照刑事附带民事的相关法律规定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不得再到民事庭另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前,因精神损害赔偿不在刑事赔偿范围之内,为了使权益得到充分、全面的保护,刑事被害人往往更愿意在刑事审判结束以后,拿着生效的刑事判决到民事庭再行提起民事诉讼,有生效的刑事判决文书做证据,在举证方面对被害人更有利,而且被害人还能获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予保护的精神损害赔偿。现下,新《刑诉法》规定了刑事与民事并案审的原则,而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过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新《刑诉法解释》也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之列。这样一来,被害人本应享有的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权利就被剥夺了,在一些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应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兄弟法院判决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被害人是一位年逾四十的女子,与丈夫结婚多年,一直未能孕育子女,直至交通事故发生前才成功地怀上了孩子,可惜一起事故致其流产,以后怀孕更加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刑事附带民事只判决被告人承担被害人的医疗费等物质损失显然不能弥补被害人的精神创伤,有失公正。

被害人因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间接经济损失赔偿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限于直接的物质损失,而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预期利益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则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保护范围之内,有的犯罪行为发生后,被害人可能没有遭受直接物质损失,而间接经济损失却很大,比如我院近期审理的一桩盗窃案,三名被害人为种植大棚地农民,被告人盗取了三明被害人的大棚卷帘机,盗窃财物价值总计3240元,大棚卷帘机的丢失使被害人大棚内的农作物大量减产,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间接利益损失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过程中无法得到保护,被害人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二)在共同犯罪中,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的损失均应负民事赔偿责任,如果共同犯罪的嫌疑人有人先到案,有人在逃,此时不应将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列为共同被告人,因附带民事案件的判决应以刑事案件事实为基础,而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刑事犯罪事实尚处于侦查阶段,刑事部分没有定论,被告人不到案,未经审理、不听取被告人辩解,不能当然认定在逃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亦不能认定其对被害人的损失负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如果不将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列为被告人,判令到案的被告人独自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则对到案的被告人显失公平。另外,对于共同犯罪的民事赔偿问题,法院在判决时通常不为共同犯罪人划分民事赔偿份额,只大而化之地判定各个共同犯罪被告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种做法损害了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对等性。在共同犯罪中,多名被告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大小不一的,有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是主犯,起的作用较大,有的则是从犯,起的作用较小,此时让主犯与从犯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利于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相统一,不符合法律的内在逻辑性。

    (三)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有的被告人有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意愿,但是判决书作出前暂时确实没有赔偿的经济能力,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人的亲属承诺审判结束后,在一定期限内代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这种承诺能否作为对被告人酌定从轻处罚的依据。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如果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依据,被告人亲属很可能以一个空白承诺骗取对被告人的从轻处罚,而最终拒绝履行赔偿被害人的承诺;如果不能作为从轻处罚的考量因素,则会致使被告人亲属消极对待赔偿承诺,打击被告人亲属履行承诺的积极性,最终亦导致被害人无法得到相应的赔偿。审判实践中,普遍的做法是不把被告人亲属的承诺作为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的依据,如此一来,被告人亲属的承诺就失去了意义。刑事审判中,审判人员不应只关注刑事犯罪问题,也应同样关注民事赔偿问题,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努力让被害人的损失降至最低,这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是司法精神的内在要求。应制定相应的制度增进被告人亲属履行赔偿承诺的积极性,促进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得到有效救济。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体现了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要求刑罚的轻重必须与犯罪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坚持以客观行为对社会关系的侵害性大小作为量刑的尺度,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大小是衡量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一个标准。行为人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如果行为人能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弥补犯罪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对于此类被告人,虽然从犯罪行为来看,其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很大,但是从犯罪结果来看,不管被告人是出于真诚的悔罪心理还是出于以民事赔偿获得从轻处罚的目的,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行为已经降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从轻处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民事赔偿产生的从轻处罚的量刑标准不统一。因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是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不同的法官可能对民事赔偿所带来的从轻处罚幅度有不同的认识。应制定民事赔偿与量刑从轻的平衡规则,正确处理民事赔偿与量刑从轻的关系,保障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五)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是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一个考量情节,有意愿又有能力赔偿的被告人及其亲属,为了争取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机会,基本都会在法院判决作出前,通过法院调解或自行和解完成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如果最后需要法院通过判决的方式确定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的话,那么,这个赔偿判项基本会不可避免的沦为“一纸空文”,当然,保险公司等企业单位或者不构成犯罪的共同致害人作为共同被告人的情形除外。其实法官在作出判决时已经预料到判决的民事赔偿部分会成为“空判”,但是基于附带民事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和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必须依法作出判决结果。然而,有的附带民事原告人无法获得赔偿时却迁怒于法官、法院,引起当事人缠诉、上访等事件,影响极其恶劣。对于因刑事犯罪遭受生活、医疗困境而又无法从被告人处获得民事赔偿的被害人,应怎样对其进行救助与补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解决问题的措施分析

    (一)新《刑诉法》规定了刑事与民事并案审理的原则后,被害人不得再向民事庭单独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部分皆按照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而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部分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间接经济损失,赔偿范围明显窄于普通的民事诉讼。虽然我们称“刑事与民事并案审理”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这里的“附带”是指民事赔偿部分以刑事事实为基础,而不是指民事附属于刑事,二者应处于同等地位,不应因刑事与民事合并审理而忽视普通的民事赔偿原则与标准,不能因此“克扣”被害人的民事权利。有一种观点认为,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已经达到了惩罚被告人、安慰被害人的目的,如果再让被告人在直接经济损失之外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则是对被告人在民事上的“加重”赔偿,严厉的刑事责任已经是对被告人莫大的惩罚了。笔者认为,惩罚犯罪是根据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犯罪行为本身和犯罪危害结果来判处刑罚,而对被害人的赔偿只是被告人挽救犯罪行为的表现,是从轻处罚的因素,精神损害赔偿和间接经济损失也是一种赔偿,并不会因此而对被告人不公平。相反,如果赔偿范围过窄,反而压缩了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即使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是对被害人的精神安慰,有时这种方式并不足以安慰被害人的精神创伤,需要辅以相应的精神抚慰金。有的案件是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确定被告人的刑罚(如数额犯),并没有把被害人的间接经济损失作为判处刑罚的依据,如果在民事诉讼部分也不承认间接经济损失,被害人这部分间接损失的权利将得不到任何救济,大大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总之,既然已经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合并审理的原则,对于民事部分就应按照民事的全民赔偿原则进行审理,不应把附带民事与普通民事割裂开来,不应让附带民事特殊化,应该在立法层面上把精神损害赔偿与简介经济损失列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保持法制的统一性与一致性。

    (二) 在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在逃,追究在逃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不能启动,被害人获得民事赔偿的权利即无法得到救济,而如果判决在逃犯罪嫌疑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或者为其留有赔偿份额的做法又涉嫌对在逃犯罪嫌疑人进行有罪推定、未审先判,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确定在逃犯罪嫌疑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就要强调公权先于私权,先处理先到案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民事部分押后审理,告知被害人等待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归案后再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保护被害人利益方面,实行民事责任与民事侵权行为相分离的原则来处理在逃犯罪嫌疑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另外,在确定共同犯罪被告人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责任时,不应简单判令多名被告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应根据被告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所起的原因力大小划定赔偿份额,保障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相一致。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有的被告人确实没有能力承担自己份额内的赔偿责任,再由其他被告人连带承担。

    (三)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对于有的被告人有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意愿,但是判决书作出前确实没有赔偿的经济能力,而被告人的亲属承诺审判结束后,在一定期限内代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情况,为了提高被告人亲属履行承诺的积极性,保障被害人的民事获赔权利,同时又能保障被告人切实因为进行了民事赔偿而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可以把被告人亲属履行赔偿承诺作为被告人刑罚执行后可以减刑的条件。我国刑法对于减刑的条件有明确的规定,即“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以上减刑的条件主要分为两类,即确有悔改表现或有立功表现的,而确有悔改表现和一般立功属于可以减刑的范畴,重大立功则属于应当减刑的范畴。被告人亲属在判后履行赔偿承诺应列为可以减刑的条件,以此鼓励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降低危害后果。其实,把被告人亲属履行赔偿承诺作为可以减刑的条件是一把“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从轻处罚条件后置的行为,由审判阶段后置至被告人刑罚的执行阶段。

    (四)民事赔偿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弊端,由于不同被告人之间的经济实力迥异,有能力进行民事赔偿的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无能力进行民事赔偿的被告人则失去了相同的从轻处罚机会,极易陷入“以钱买刑”的尴尬境地,导致刑罚上也出现贫富有别的现象,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此,在实践操作中,民事赔偿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不应毫无限制。首先,应根据赔偿金额的大小确定量刑幅度,一般来说,全部赔偿、大部分赔偿、少部分赔偿与相应的从轻幅度是成正比的,赔偿越多,被害人损失越小,从轻幅度越大。在共同犯罪中,要根据共同犯罪人的赔偿份额、赔偿数额、犯罪情节等综合认定量刑情节。其次,对于重刑犯,赔偿数额对量刑的影响应相对较小,因为重刑犯的主观恶性极大,不但侵犯了被害人的权利,也对社会秩序进行了公然的践踏,社会危害性严重,不能让民事赔偿的事后补救措施过度影响量刑,被告人受到与其犯罪行为相适应的严厉法律制裁,以彰显刑法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的威慑作用。对于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行为,则可以通过民事赔偿获得较大幅度的从轻处罚。这正体现了刑法“惩罚犯罪“与”教育挽救”的功能。

    (五)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急需获得民事赔偿的生活困难或医疗困难的被害人遭遇民事“空判”现象,无法及时获得民事赔偿,影响了被害人的正常生活及伤病的及时治疗。人权保障是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人为本”也是刑事司法理念之一,当被告人无赔偿能力时,对于被害人面临的困境,国家及社会救助团体不应袖手旁观,而是应该代替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救助,保障被害人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法治国家、一个人民主权国家应尽的保护人民的义务。2009年八部委联合出台了《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但是,迄今为止,由于救助资金严重短缺,救助资金来源不足,该《意见》一直流于形式。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关乎国家的基本人权保障,是社会正义的底线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国家应从制度层面积极筹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重点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如果只通过财政拨款救助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来源单一,而且会给地方财政造成压力,不利于真正落实好救助制度。应广泛拓展救助资金来源,通过财政拨款、社会捐款等方式,集社会各界力量筹备救助资金,保证救助资金的充足性。对于救助部门,公、检、法、司、政法委、民政部门、社会保障部门等多个部门分工协作,职能明确、责任明确,互相联动,必将促进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开展。 

                         (红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闫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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